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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这两种性文化,你是否听过

由 博爱 2016年 12月 24日 发布于: 浏览: 3,213 次

管制、查禁与惩罚

在为性规范把关,及对违反性规范者施以严惩方面,中国历代也都有“杰出”的表现。

《韩诗外传》记载,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有一次从外头回家,在外室窥见妻子居然在内室“踞坐”(蹲坐,一种“不雅”的姿势),立刻禀报孟母,说他无法忍受妻子的这种随便,要“休妻”。幸好孟母说孟子在进内室之前不先发声打招呼,也是“失礼”,才使孟子打消了以“休妻”惩罚妻子的念头。汉宣帝时任京兆尹的张敞,因为在家中替妻子画眉毛,也有人据此向汉宣帝“举发”,说张敞违犯了礼法。也幸好张敞在答辩时说“臣闻闺房之内,夫妇之私,有过于画眉者”,才得以免祸。这种动不动就要来个“闺房礼仪检查”,看似小题大作,但历代都有人为之,搞不好“被举发者”就因此而身败名裂。

对社会上各种“非礼”或“非法”的性活动及行业,中国历代官方也都有各种管制或查禁措施。譬如在看起来相当开放的唐代,召妓侑酒仍须“假诸曹署行牒”,也就是要事先经过有关单位的许可。明代初年,亦曾“禁文武官吏及舍人”出入妓院,“凡文武官吏宿娼者杖八十”。而清朝除了废官妓、查抄私娼馆外,从顺治到同治年间,更先后颁布了十几次法令,在全国各地查禁销毁各种淫词小说。譬如《烧杀贾宝玉》里的江苏巡抚丁雨生,根据史籍所载,他所查禁的诲淫小说计有二百六十八种,连《红楼梦》都包括在内。在无数次雷厉风行的查禁后,使得不少中国古典色情小说及春宫画册都在中国本土绝迹,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大都是从日本及西方“回流”,重归“祖国怀抱”的。

在法律方面,《魏书·刑罚志》里的“男女不以礼交,皆死”,可以说是最严厉的。而《唐律》中“诸奸者徒一年半,有夫者徒二年”,《大明律》及《清律》中“凡和奸者杖八十,有夫杖九十,刁奸杖一百”,看来似乎较为宽松,但也有深文周纳者。譬如《勾引甚于手足》里在路旁小便的男子,即被引用“凡调奸妇女未成,致妇女羞愤自尽者,厥罪应绞”的条文而一命呜呼。至于《中流女子》里手刃奸夫淫妇的私刑,显然比国法来得严苛,但在民间却极为流行,而它亦是国法所默许甚至鼓励的。

摇摆不定的性天平

在对中国人的性放纵与性压抑文化做简短的历史回顾后,我们深刻了解到它们从很早以前就已在那里“互别苗头”。

客观而言,放纵或压抑、快乐或道德、开放或保守,都各有见地,但也各有弊端。认为人们应该放“轻松”点,从充满压抑、偏颇与虚矫的礼法中解放出来,尽量发挥人在性方面的潜能,充分享受自然赋予的最美好体验,固然言之成理。但当这种开放及对快乐的追求过度发展,而沦于放纵时,就会像《父子同灶》及《易内》般,给各种人际关系带来破坏;或者像《打钉窑子》与《吹灯吸酒》般,将个人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。而认为人必须遵守性规范,以维护公序良俗及人性尊严,并让多数人过着合理和谐的生活,更是掷地有声。但这种保守及对道德的要求若趋于严苛,而沦为矫情时,也会像《捡铜钱》及《男女大防》般扭曲人性,甚至像《勾引甚于手足》般成为“吃人的礼教”。

人类的一个困境是“左右为难”。但与其说中国人整体的性图像是在开放与保守、放纵与压抑间“僵持不下”,不如说是在两者间“摇摆不定”。如果我们把放纵与压抑视为中国性天平的左右双盘,那么上述各种分别代表放纵或压抑的观念及举措,就好像“性砝码”。而中国人情欲世界的演化,则好比为了维持天平的平衡,而不断地在左右两个托盘中加减砝码的过程。当左边的砝码太多时,性天平即向放纵的一边倾斜,于是有人开始在右边增加砝码,但往往添加得过多,而使性天平向压抑的一边倾斜。结果,又有人从过重的右边拿掉一些砝码,或在左边添加另一些砝码。如此不断循环,但却很难找到一个均衡的、不再倾斜摇摆的平衡点。

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,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,从春秋时代的孔子以迄西汉中叶,中国的性天平是逐渐向右倾斜的——也就是日趋压抑、保守化;而从魏晋南北朝、隋、唐以迄北宋初年,则转而向左倾斜——亦即有越来越放纵、自由的趋势。但从北宋中叶以迄南宋末年,乃至于明朝初年,则又向右倾斜,产生了另一波的保守化运动;而明朝中叶到清朝初年,则又往反方向运动,日趋开放与宽松。然后,在清朝初叶以后,又开始各项道德重整的查禁与整饬。

这种“左右摇摆”的描述当然只是粗枝大叶的,在每次大幅度的摆动中,还有无数小幅震荡。我们真正想说的是,放纵与压抑、开放与保守,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是互为消长的,而且是新旧杂陈的。

传播心理知识 倡导心理观念

中国人的两种性文化

2016-11-29 王溢嘉 心理学空间网

管制、查禁与惩罚

在为性规范把关,及对违反性规范者施以严惩方面,中国历代也都有“杰出”的表现。

《韩诗外传》记载,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有一次从外头回家,在外室窥见妻子居然在内室“踞坐”(蹲坐,一种“不雅”的姿势),立刻禀报孟母,说他无法忍受妻子的这种随便,要“休妻”。幸好孟母说孟子在进内室之前不先发声打招呼,也是“失礼”,才使孟子打消了以“休妻”惩罚妻子的念头。汉宣帝时任京兆尹的张敞,因为在家中替妻子画眉毛,也有人据此向汉宣帝“举发”,说张敞违犯了礼法。也幸好张敞在答辩时说“臣闻闺房之内,夫妇之私,有过于画眉者”,才得以免祸。这种动不动就要来个“闺房礼仪检查”,看似小题大作,但历代都有人为之,搞不好“被举发者”就因此而身败名裂。

对社会上各种“非礼”或“非法”的性活动及行业,中国历代官方也都有各种管制或查禁措施。譬如在看起来相当开放的唐代,召妓侑酒仍须“假诸曹署行牒”,也就是要事先经过有关单位的许可。明代初年,亦曾“禁文武官吏及舍人”出入妓院,“凡文武官吏宿娼者杖八十”。而清朝除了废官妓、查抄私娼馆外,从顺治到同治年间,更先后颁布了十几次法令,在全国各地查禁销毁各种淫词小说。譬如《烧杀贾宝玉》里的江苏巡抚丁雨生,根据史籍所载,他所查禁的诲淫小说计有二百六十八种,连《红楼梦》都包括在内。在无数次雷厉风行的查禁后,使得不少中国古典色情小说及春宫画册都在中国本土绝迹,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大都是从日本及西方“回流”,重归“祖国怀抱”的。

在法律方面,《魏书·刑罚志》里的“男女不以礼交,皆死”,可以说是最严厉的。而《唐律》中“诸奸者徒一年半,有夫者徒二年”,《大明律》及《清律》中“凡和奸者杖八十,有夫杖九十,刁奸杖一百”,看来似乎较为宽松,但也有深文周纳者。譬如《勾引甚于手足》里在路旁小便的男子,即被引用“凡调奸妇女未成,致妇女羞愤自尽者,厥罪应绞”的条文而一命呜呼。至于《中流女子》里手刃奸夫淫妇的私刑,显然比国法来得严苛,但在民间却极为流行,而它亦是国法所默许甚至鼓励的。

摇摆不定的性天平

在对中国人的性放纵与性压抑文化做简短的历史回顾后,我们深刻了解到它们从很早以前就已在那里“互别苗头”。

客观而言,放纵或压抑、快乐或道德、开放或保守,都各有见地,但也各有弊端。认为人们应该放“轻松”点,从充满压抑、偏颇与虚矫的礼法中解放出来,尽量发挥人在性方面的潜能,充分享受自然赋予的最美好体验,固然言之成理。但当这种开放及对快乐的追求过度发展,而沦于放纵时,就会像《父子同灶》及《易内》般,给各种人际关系带来破坏;或者像《打钉窑子》与《吹灯吸酒》般,将个人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。而认为人必须遵守性规范,以维护公序良俗及人性尊严,并让多数人过着合理和谐的生活,更是掷地有声。但这种保守及对道德的要求若趋于严苛,而沦为矫情时,也会像《捡铜钱》及《男女大防》般扭曲人性,甚至像《勾引甚于手足》般成为“吃人的礼教”。

人类的一个困境是“左右为难”。但与其说中国人整体的性图像是在开放与保守、放纵与压抑间“僵持不下”,不如说是在两者间“摇摆不定”。如果我们把放纵与压抑视为中国性天平的左右双盘,那么上述各种分别代表放纵或压抑的观念及举措,就好像“性砝码”。而中国人情欲世界的演化,则好比为了维持天平的平衡,而不断地在左右两个托盘中加减砝码的过程。当左边的砝码太多时,性天平即向放纵的一边倾斜,于是有人开始在右边增加砝码,但往往添加得过多,而使性天平向压抑的一边倾斜。结果,又有人从过重的右边拿掉一些砝码,或在左边添加另一些砝码。如此不断循环,但却很难找到一个均衡的、不再倾斜摇摆的平衡点。

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,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,从春秋时代的孔子以迄西汉中叶,中国的性天平是逐渐向右倾斜的——也就是日趋压抑、保守化;而从魏晋南北朝、隋、唐以迄北宋初年,则转而向左倾斜——亦即有越来越放纵、自由的趋势。但从北宋中叶以迄南宋末年,乃至于明朝初年,则又向右倾斜,产生了另一波的保守化运动;而明朝中叶到清朝初年,则又往反方向运动,日趋开放与宽松。然后,在清朝初叶以后,又开始各项道德重整的查禁与整饬。

这种“左右摇摆”的描述当然只是粗枝大叶的,在每次大幅度的摆动中,还有无数小幅震荡。我们真正想说的是,放纵与压抑、开放与保守,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是互为消长的,而且是新旧杂陈的。

本文转自公众号心理学空间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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